“环保第一股”启迪环境是怎样财务失真的——当工程进度变成财务魔术(第二稿)
“环保第一股”启迪环境是怎样财务失真的——当工程进度变成财务魔术
摘要
启迪环境财务造假案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它使用了多么离奇的伎俩,而在于它把最容易披上“专业外衣”的PPP/BOT项目进度核算,异化成了调节收入与利润的工具。公司通过伪造分包合同及节点结算单、虚构相关PPP项目完工百分比等手段,在部分年份年报及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进行了虚假记载,其项目核算体系也由此显露出长期失真的问题。
本文试图还原启迪环境从“环保平台明星股”走向监管清算的全过程,并从动机、手法、预警信号、审计失守与制度反思几个层面,对其财务造假逻辑作系统复盘。[1][3][4][5][6]
速览
一、引言
启迪环境案的典型性,不在于它制造了多么粗糙的财务假象,而在于它把PPP/BOT项目中最具专业判断色彩的进度核算,变成了调节收入、成本与利润的操作接口。分包合同、节点结算单与完工百分比,本应服务于工程事实计量,却在增长压力、融资诉求、内部控制松动与外部监督穿透不足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偏离实际,并最终演化为被监管正式定性的虚假记载。
2023年,湖北证监局正式认定:启迪环境通过伪造相关资料、虚构项目完工百分比,在2017年、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1][2][3]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事实需要分开把握。第一层,是法律意义上已经被监管机关处罚并坐实的违法行为,即2017年、2018年年报及2019年债券募集文件的虚假记载;第二层,是公司在2022年整改中披露的大规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这一更正追溯覆盖至2015年至2021年三季度,说明其项目核算体系存在持续多年、范围广泛的失真问题。[4][5][6]
正因为前者属于“定性清楚的违法事实”,后者则揭示了更深层的会计纠偏与治理失灵,启迪环境案才比一般年报造假案更值得反复研究。
二、昔日神话
启迪环境前身为国投原宜磷化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2月25日在深交所上市。此后,公司逐步完成业务转型,从原有业务转向环保产业,形成固废处置、水务、环卫服务、再生资源和环保设备等多条业务线。到2015年前后,公司已经能够以“环保平台化运营者”的身份,向市场讲述一套颇具想象空间的成长故事。[13][19]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启迪桑德已不只是业务扩张意义上的环保企业,而是被资本市场和媒体反复赋予了更强的象征性标签。2018年媒体报道中,启迪桑德已被直接称作“环保第一股”;从公司自身披露的经营轨迹看,这一称谓并非空穴来风:其固废处置、水务运营、环卫一体化、再生资源及环保设备制造等板块已逐步形成协同布局,2015年营业收入突破60亿元,2016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又超过10亿元,平台化扩张叙事因此更容易被市场接受。对当时的投资者而言,这家公司所代表的,已不只是一家传统环保工程商,更像是能够承接行业整合、资本扩张与模式升级预期的“龙头样本”。[22]
2015年年报显示,公司环保主营业务保持增长态势,环卫、固废等板块快速扩张。2019年,公司又将证券简称由“启迪桑德”变更为“启迪环境”,进一步强化自身的环境综合治理平台形象。从资本市场的叙事逻辑看,这类公司最容易获得估值溢价:业务横跨多个赛道,项目落地范围广,合同储备大,且PPP、BOT模式天然带有长期稳定现金流的想象空间。[14][18]
若把启迪环境放回2015年前后至2019年的环保赛道中观察,它所承载的并不是一家孤立公司的特殊叙事,而是当时资本市场偏好的一类典型样本:全国化布局、多业务协同、项目储备充沛、平台化运营,这些标签都容易获得更高的估值容忍度。[13][14][18][19] 在这种定价逻辑下,市场更看重公司能否持续证明“未来规模”,而不是当期现金流是否已经同步兑现。启迪环境真正的异常,不在于它置身这一轮扩张,而在于它在增长、融资与资本运作压力叠加之下,把行业原本就存在的会计判断空间一步步推成了后来被监管正式认定的虚假记载。[1][7]
若仅停留在“平台化叙事”的层面,仍不足以解释市场当时为何愿意给予启迪环境更高估值。把扩张期的核心财务指标并列起来看,收入、利润与现金流之间的背离,实际上已经为后续风险埋下了伏笔。
表A 启迪环境扩张期核心财务指标(2015—2018年)
如果把这组数据与后续监管认定结合起来看,启迪环境的问题并不只是“业绩失速”,而是规模扩张、利润呈现与现金回收之间的错位越来越明显。也正是在这种错位中,完工进度核算被赋予了超出正常会计估计边界的功能。
但也正是在这种“平台化叙事”之下,风险开始滋生。PPP/BOT类项目往往投资周期长、收入确认依赖工程进度和管理层判断、现金回收滞后于利润确认。如果公司在扩张期同时面临融资、发债、评级和市值维持等多重压力,那么最容易被扭动的阀门,往往不是合同本身,而是项目完工进度与成本归集的会计口径。[1][7]
三、暴雷与处罚
启迪环境的问题,并非到2022年才突然暴露。早在2019年,媒体便对其部分项目“未开工、少开工却已确认利润”的情形提出质疑,认为公司个别项目现场情况与其利润表现并不匹配。此后,深交所围绕公司年报、现金流、项目执行与会计处理等事项连续问询,市场对其利润真实性的怀疑开始持续发酵。[16][17]
2021年7月,公司在回复深交所关注函时,披露了多个在建工程项目的执行进度。但湖北证监局后续查明,该回复中部分项目进展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同时,公司部分在建工程项目会计核算依据不规范、不充分,核算进度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另外,湘潭项目办公楼和宿舍楼存在被关联方续建并使用、上市公司资产被占用而未及时披露和补偿的情形。[4][10]
2022年1月,湖北证监局向公司下发责令改正决定;同年2月,公司收到证监会立案告知书;4月,公司披露整改报告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对多个年度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2023年4月,公司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9月,正式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与此几乎同步推进的,还有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原拟由城发环境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的方案,最终在2022年7月终止。监管纠偏、资本运作受挫与市场信用下滑,构成了这家公司危机全面发酵的清晰时间线。[2][3][5][6][9]
四、造假手法
湖北证监局对启迪环境造假方式的认定,具有很强的样本价值:公司在2017年至2018年间,通过伪造虚假分包合同及节点结算单确认成本,虚构宜昌、吉首、荆州、南宁等PPP项目合同完工百分比,进而提前确认或虚假确认总包合同收入,导致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和利润总额出现虚假记载。[1][3]
具体来看,监管认定公司2017年虚增主营业务收入66,294.53万元、虚增主营业务成本53,180.00万元、虚增利润总额13,114.53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8.70%;2018年虚增主营业务收入36,722.17万元、虚增主营业务成本25,926.04万元、虚增利润总额10,796.13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12.99%。这意味着,被推前确认的并非零星利润,而是足以影响市场判断、债券发行和管理层业绩叙事的关键金额。[1]
四个项目的情形各不相同:宜昌、吉首项目体现的是将后续年度工程量和利润前移;荆州项目则是公司并未实际总包施工,却在2017年确认了相关收入和成本;南宁项目更为典型,因2018年并不具备实质开工条件、后于2019年终止,却仍被公司在2018年确认了大额收入和成本。与其说这类造假是在凭空虚构一笔客户交易,不如说它利用了PPP项目“进度可估计、节点可切割、分包与结算文件可包装”的复杂性,将未发生、少发生乃至尚不具备确认条件的工程结果,提前写进了当期报表。
这种手法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披着高度“专业化”的外衣。收入确认并非无中生有,而是附着在合同、分包、结算、节点、验收这些听起来极为正规的表述之上;成本也被同步“配平”,使利润表表面的勾稽关系看起来更加自然。正因如此,投资者和审计机构如果只停留在企业内部报送的合同、结算与进度资料层面,而不进一步核验项目现场与第三方证据,就很容易把形式完备的文件链条误判为真实发生的工程事实。[1][7]
五、造假根源
启迪环境的造假动机,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为了年末保壳而突击做一单收入”那么简单。更接近事实的解释是:在环保产业高景气、PPP模式广泛扩张的阶段,公司需要维持增长、保持融资能力、支撑债券发行和资本运作,管理层对报表平滑与利润兑现存在持续压力。湖北证监局已认定,公司在虚假财务数据基础上,于2019年成功发行“19启迪G2”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5亿元。报表好看,不只是市值问题,也是融资问题。[1][2][19]
机会则来自业务模式本身。PPP/BOT项目通常金额大、建设期长,收入确认依赖完工百分比和特许经营权会计处理,管理层判断空间较大。湖北证监局在2025年处罚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时指出,启迪环境2018年净利润为6.43亿元,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却为-7.43亿元;而BOT项目建造期收入确认、特许经营权项目资产确认与分类,均涉及管理层重大判断。[7] 这种模式一旦碰上治理弱化,就很容易由“估计偏差”滑向“估计操纵”。
还应补出一层会计机制说明:从准则层面看,这种弹性并非偶然。收入准则要求企业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财政部关于PPP项目会计处理的解释进一步表明,符合“双特征”的PPP项目合同,在建设期与运营期之间具有连续性,相关收入、合同资产、无形资产或其他补偿安排的确认,均需要结合项目进度、控制关系和回报机制进行综合判断。[23][24][25] 也就是说,对这类项目而言,“工程进度”并不是普通施工管理术语,而是直接影响收入确认时点、成本归集节奏以及相关资产分类的会计中枢。启迪环境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它并不需要凭空创造一份完全不存在的业务,只要把项目进度、节点资料与分包结算链条向前推,就足以在报表上提前制造出更好的收入与利润表现。
再往深处看,内部控制失效也是造假得以持续的基础。监管已查明,公司存在部分在建工程项目会计核算依据不规范、不充分、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产未及时披露和补偿等问题。湘潭项目办公楼、宿舍楼被关联方桑顿新能源续建并使用,长期未完成确权和交割,仅这一项截至2022年4月末形成的相关建设费用及逾期利息就合计达7,489.13万元。[4][5] 当一家公司的项目管理、资产权属和关联交易控制都出现明显松动时,财务口径偏离实际,往往就不再是孤立的会计问题。
就已披露材料而言,外部无法完整还原管理层在当时如何逐层解释这些会计处理;但结合项目制企业的常见行为逻辑,可以作出一种审慎推断:当项目被视为“迟早会完工”,而融资、评级与资本运作又高度依赖当期报表时,管理层很容易把提前确认理解为节奏调整,而不是性质变化。本文不据此直接判断其主观故意的具体程度,但可以确认,正是这种把未来业绩视作可提前支取的思维,放大了完工进度核算的操纵冲动,并最终越过了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边界。
六、长期失真
若只把启迪环境理解为2017年、2018年两年被处罚的个案,仍然会低估问题的深度;但在展开这一部分之前,有必要先把法律边界交代清楚:处罚决定书所确认的,是2017年、2018年年度报告以及2019年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虚假记载;而公司2022年披露的2015年至2021年三季度追溯调整,则属于在监管责令改正背景下所作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前者对应的是已被正式定性的违法事实,后者揭示的则是项目核算体系长期失真的范围与程度,二者不能混同。[1][6][11]
在此基础上再看2022年的追溯调整,问题的严重性才真正显现出来。公司披露,因工程报量与实际投入存在偏差,2015年度至2021年三季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在建工程、应付账款等科目均需更正;同时,2015年至2020年度累计调减营业收入15.19亿元、累计调减营业成本11.05亿元。[6][11]
表1 启迪环境项目核算失真关键数据对照
表1-A 监管正式认定口径(单位:万元)
表1-B 差错更正口径(单位:亿元)
注:上表前半部分属于监管正式认定的虚假记载口径,后半部分属于公司整改中披露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口径,两者在法律性质上并不相同,不宜混同。[1][6][11]
把两套口径并列起来看,启迪环境的问题就不再只是某两个年度利润被做高,而是项目核算偏差在多个会计期间持续累积,最终经由监管介入才集中暴露。[1][6][11]
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某一年的单点误差,而是误差覆盖的时间长度和报表范围。2017年营业收入由93.58亿元下调至86.95亿元,净利润由12.69亿元下调至11.41亿元;2019年在建工程由141.83亿元下调至125.33亿元,资产总额同步压缩;2020年则出现成本上调幅度大于收入、利润继续下修的情形。[6] 这说明,问题并非局部项目的偶发偏差,而是项目核算体系在多个年度持续偏离实际。
因此,对启迪环境案宜作双层理解:2017年、2018年年报及2019年债券募集文件中的虚假记载,是已被监管正式定性的违法事实;2015年至2021年三季度的大范围差错更正,则揭示出更深层的制度症候——公司在项目报量、成本归集和资产确认上的内部口径,长期缺乏与实际工程进度相匹配的约束。[5][6][11]
七、预警
回过头来看,启迪环境的财务失真在暴雷前其实早已有多项预警信号。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看,它们并不是零散异象,而是从报表、项目执行到公司治理逐步收敛到同一风险中心。
表2 启迪环境事前可识别的风险信号矩阵
第一项预警,是利润与经营现金流的长期背离。监管在处罚大信所时点出的2018年数据极具代表性:净利润6.43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却为-7.43亿元。[7] 对PPP/BOT企业而言,单个年度现金流表现不佳并非绝对异常;但如果收入确认高度依赖建造期,而运营现金流迟迟无法兑现,那么“账面盈利—现金流吃紧”的组合就应被视为高风险信号。
第二项预警,是利润过度依赖工程进度估计。启迪环境案表明,管理层真正能够操控的,不一定是合同是否存在,而是项目到底算“干了多少”“值多少钱”“该不该在本期确认”。投资者如果只盯住营业收入、净利润和订单规模,而不去核验项目是否具备实质开工条件、是否有第三方验收、是否形成对应回款,就很容易把“被写出来的进度”误当成“已经发生的业绩”。[1][3][11]
第三项预警,是大规模追溯调整本身。公司在2022年一次性把2015年至2021年三季度全部拉入更正口径,并且累计调减多个关键项目,这已经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会计差错更正”的常见范围。[5][6] 对资本市场而言,跨多个年度、同时涉及收入成本与资产负债表项目的系统性回溯,通常意味着企业此前的信息披露基础并不牢固。
第四项预警,来自非财务层面。2019年媒体实地调查、2021年项目进度回复与实际不符、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产未及时披露等事项,彼此并不独立,而是共同指向同一个问题:公司的项目管理、信息披露和治理约束正在同步松动。[4][10][16][17]
当财务预警与治理预警叠加出现时,风险的可信度往往高于任何单一比率。对PPP/BOT企业而言,真正需要优先核验的,始终是“利润—现金流—项目进度—第三方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
八、失守的看门人
启迪环境案中,看门人失守并不是抽象评价,而是被监管逐项拆解。湖北证监局在2025年对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注册会计师作出处罚时指出,大信所在2017年、2018年年报审计中未勤勉尽责,未能发现启迪环境财务报表存在虚假记载。[7]
从监管披露看,大信所在启迪环境项目上的失守,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没审出来”,而是多个关键审计程序同时失灵。若把这些失灵点按“风险识别—程序执行—证据评价—职业怀疑”拆开看,其问题会更清楚。[7][26]
表3 大信所审计失守的程序化拆解
对PPP/BOT企业而言,上述程序失手并非一般性审计瑕疵,而是直接丢掉了识别虚假进度的关键抓手。原因在于,这类项目的核心错报通常不表现为合同完全不存在,而更常表现为进度被高估、节点被提前、成本被配平。单靠企业内部形成的分包合同、节点结算单和项目台账,并不足以证明工程已经按所述比例完成;真正具有穿透力的,往往是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监理单位、施工现场、工程验收、付款审批等外部或现场证据。换言之,PPP/BOT企业最怕的不是文件不完整,而是文件很完整、工程事实却并未同步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大信所对启迪环境2017年、2018年年报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合计收取审计费用528.30万元。最终,湖北证监局决定对其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528.30万元,并处以同额罚款;4名注册会计师分别被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7] 从制度意义上看,这一处罚并非只针对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而是在提醒整个市场:对PPP/BOT企业的审计,如果仍主要依赖企业内部合同和结算资料,而不能真正获取独立、外部、可验证的工程证据,那么所谓“标准无保留意见”就可能只是一种形式完备的失守。
九、后续
2023年9月,湖北证监局正式对启迪环境作出行政处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罚款60万元;对文一波、张仲华、王志伟、万峰给予警告,并分别罚款30万元。[1][2]
从绝对金额看,这并不是资本市场上最触目惊心的一组数字;但对一家上市公司而言,行政处罚往往只是其后续信用惩罚链条的起点。
随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也对启迪环境及相关责任人作出自律处分。[8]
在民事层面,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截至2024年6月7日,已有457名投资者向武汉中院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诉讼标的额合计6,088.80万元;截至同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未结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26.29亿元。[12]
这说明,虚假陈述一旦被坐实,其真正代价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投资者索赔、债务纠纷、合同争议与信用收缩不断释放。
从经营结果看,公司也未能迅速走出阴影。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当年营业收入52.45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58亿元,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仅24.02亿元;同时,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15]
至此,启迪环境案已经呈现出项目制造假最典型的演变路径:前期通过进度确认前移收入和利润,后期则在诉讼、减值、亏损与信用收缩中集中回吐此前被高估的经营成果。
而从2025年三季报看,公司风险并未出清: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仅4,191.02万元,较上年末下降98.25%,且围绕永续债重分类问题,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已出现公开异议。[21]
十、结语
启迪环境案并不是最戏剧化的财务造假案例,但它恰恰代表了资本市场里最难防的一类造假:它不一定凭空虚构客户,不一定伪造巨额银行存款,也不一定一夜之间轰然爆裂;它更多是借助复杂业务模式、专业术语和管理层判断空间,把“估计”一步步推成“捏造”,再把“捏造”包装成看起来合规、完整、可勾稽的财务结果。[1][6][7]
对投资者而言,这一案例最重要的启示不是事后谴责,而是事前排雷。面对PPP/BOT企业,必须先看现金流,再看利润;先核验项目是否真实推进,再接受完工百分比;先追问政府、监理、施工、验收等外部证据,再相信企业内部材料。对审计机构而言,真正的职业怀疑,从来不是对企业提供的文件做形式复核,而是要在“文件为什么会这样写”“现场是否真的走到了这一步”之间来回穿透。对监管层而言,启迪环境案也再次表明,项目制行业的财务真实性,不能只靠报表端的事后校验,更需要把核查触角前移到项目执行过程本身。
再往前一步看,启迪环境案所暴露的,并不只是个别公司治理失灵,而是项目制行业监管方法的边界:当收入确认高度依赖完工百分比、项目节点和资产分类时,单纯围绕报表结果做事后抽查,往往已经晚于风险形成。更有效的治理路径,应当把项目进度、合同执行、权属状态、关联交易与回款证据纳入同一核验链条,把审计和监管的着力点从“结果勾稽”前移到“过程核验”。只有这样,PPP/BOT企业的会计弹性才不至于反复演化为信息披露风险。
概括而言,启迪环境案不是一家企业突然学会了撒谎,而是一套以项目进度为核心的核算体系,在业绩压力、融资需求、治理松动和审计失守的共同作用下,逐步把“会计估计”滑成了“系统性失真”。而这,正是资本市场最需要警惕的那种财务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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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财务造假”主要指监管已经正式认定的虚假记载行为;对2015年至2021年三季度的相关表述,则以公司整改中披露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为准,二者在法律定性上应予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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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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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浪财经. 启迪桑德6亿净利谜团:项目未开工 利润从何来?[EB/OL]. (2019-04-27)[2026-03-30].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4-27/doc-ihvhiewr84782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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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摘要[EB/OL]. (2019-09-24)[2026-03-30]. https://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e/2019-09-24/1206944344.PDF.
[20] 新浪财经. 昔日环保巨头成“老赖”,启迪环境涉诉金额累计已超100亿元[EB/OL]. (2025-06-28)[2026-03-30].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5-06-28/doc-infcqzhk2912729.shtml.
[21]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EB/OL]. (2025-10-31)[2026-03-30]. https://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e/2025-10-31/1224778394.PDF.
[22] 新浪财经. 环保企业融资难 环保第一股启迪桑德5亿超短融取消[EB/OL]. (2018-08-20)[2026-03-30]. 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s/2018-08-20/doc-ihhxaafz5139073.shtml.
[23] 财政部. 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的通知[EB/OL]. (2021-02-02)[2026-03-30]. https://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102/t20210202\_3653110.htm.
[24] 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EB/OL]. (2017-09-07)[2026-03-30]. https://kjs.mof.gov.cn/zt/kjzzss/kuaijizhunzeshishi/201709/t20170907\_2694006.htm.
[25] 财政部. 问:社会资本方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时,应当如何应用“双特征”?[EB/OL]. (2021-08-10)[2026-03-30]. https://kjs.mof.gov.cn/zt/kjzzss/sswd/pppkjclsswd/202108/t20210810\_3744017.htm.
[26] 财政部.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EB/OL]. (2008-05-19)[2026-03-30]. https://www.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06zcfb/200805/t20080519\_23096.htm.
文章作者: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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