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鞋王”到危机爆发的关键节点

富贵鸟，曾是中国鞋服行业的标志性品牌，2013年，其在港交所上市，市值一度高达150亿港元。

2016年3月，泉州市将军山垃圾场发生火灾，富贵鸟十余年的会计资料被付之一炬。而这一时间点——距离证监会对公司立案调查仅一个月。[6]

2016年9月，富贵鸟股票停牌，2018年4月，公司收到港交所除牌程序第三阶段通知，2019年8月被取消上市地位，最终淡出资本市场。[4][5][15]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它的败落，成为资本市场治理失灵的典型样本。

后续监管调查表明：在公司对外披露的“光鲜形象”背后，长期存在被隐匿的高额担保与资金受限。

风险，最终以债券违约、股权停牌乃至破产清算的形式向外部扩散。

根据中国证监会2024年1月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2020〕36号，发文日期为2020年7月13日），富贵鸟长期采用“存单质押+关联方担保”安排，形成大额对外担保义务却未如实披露。仅就未披露担保而言，2014年末金额达13.25亿元，占当期净资产的68.29%；2015年末增至17.78亿元，占净资产81.07%；2016年末进一步扩大到19.40亿元，占净资产60.34%。

同时，公司还存在募集资金用途违规、延迟披露年报等多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1] 这些数字共同勾勒出典型的“债务隐匿—流动性枯竭”链条：企业以存款质押为关联方融资提供担保，账面呈现“货币资金充裕”，资金却因质押或冻结失去流动性，经营与偿债能力被逐步抽空。

这家曾经的上市公司的快速崩塌，看似偶然，实则源于多年积累的财务风险和治理缺陷。

第一章 昔日神话：企业发展史与光环下的裂痕

（一）创始与崛起

（1）创业历程

富贵鸟的创始故事，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千千万万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典型缩影。

1984年，林和平、林和狮兄弟与19位合伙人凑集了4万元起步资金，在福建石狮市创办“石狮市旅游纪念品厂”。

厂里早期的人造革凉拖鞋业务，因材料劣质、口碑不佳而举步维艰，19位合伙人陆续退出，最终仅剩林家四兄弟坚守。这一“合伙人退潮”的经历，既考验了林氏兄弟的毅力，也为其后续的股权集中与控制奠定了基础。

1989年，林氏兄弟正式注册“富贵鸟”商标，开始从代工生产向自主品牌转型。

林和平作为兄长，长期担任公司董事长，负责战略决策与外部关系；林和狮则侧重财务管控与资金运作，形成了“兄弟共治”的家族治理结构。

这种血缘纽带构建的信任基础，在创业初期具有决策效率高的优势，但也为后续的公司治理隐患埋下了伏笔——林氏家族通过复杂股权安排实现绝对控制，上市后的董事会独立性严重受限。

（2）从小作坊到连锁品牌

富贵鸟的品牌化建设进程，经历了完整的转型周期。

1990年，公司接到首笔出口前苏联的订单，凭借过硬品质按时交货，打开了国际市场通道。此后，公司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渠道策略，率先在三四线城市建立销售网络，逐步向一二线城市渗透。到2012年，富贵鸟已拥有门店超过3000家，成为全国第三大品牌商务休闲鞋产品制造商、第六大品牌鞋产品制造商。

这一扩张模式之所以奏效，主要依赖公司的三项能力：其一，产品定位聚焦中高端男士皮鞋，以“真皮”“手工”作为差异化卖点；其二，渠道下沉彻底，通过加盟实现快速扩张并覆盖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市场；其三，依托石狮及周边完整的鞋业配套体系推进供应链整合，在成本控制与交付响应上形成优势。

问题在于，这套能力组合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过度倚重线下渠道，对电商浪潮反应迟缓；品牌定位偏成熟，难以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核心能力停留在制造与零售，未能向设计研发与品牌运营延伸。

（3）“真皮鞋王”核心竞争力的构建逻辑

富贵鸟早期成功的核心竞争力可归结为三个维度：供应链整合能力——通过对真皮原材料采购、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环节的控制，实现成本优势与品质保障；渠道下沉能力——在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市场的提前布局，享受城镇化进程中的消费红利；品牌认知积累——“中国真皮鞋王”称号与长期广告投放，在目标客群中形成品类联想。

进入2010年后，上述竞争力结构受到多重冲击：休闲时尚趋势演变带来正装皮鞋需求下滑，电商崛起重塑鞋类零售渠道，快时尚品牌与互联网鞋企以更快上新速度和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形成替代。面对这些变化，富贵鸟调整明显滞后：电商渠道建设缓慢，直至2015年后才加大投入；产品创新不足，缺少能够支撑增长的新单品；品牌形象趋于老化，与新兴消费群体之间形成距离。这些结构性困境构成了后续业绩压力与财务造假动机的深层背景。

（二）成长节点

（1）市场份额扩张与渠道下沉战略

2000年至2010年是富贵鸟市场份额快速扩张的“黄金十年”。中国鞋类消费市场保持两位数增长，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为品牌鞋企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公司抓住这一机遇，实施“直营+加盟”的双轮驱动模式：在一二线城市以直营门店树立品牌形象，在三四线城市大力发展加盟经销商。

（2）2013年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01819.HK）

2013年12月20日，富贵鸟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募资约21.9亿港元，成为当年港股鞋业板块的焦点。这一事件具有多重标志性意义：它是证监会取消“456”境外上市门槛后，首家“南飞”的国内知名民企品牌；它选择了港股而非A股上市，反映出当时A股IPO排队周期过长、审核标准不确定性的制度背景；它引入了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审计机构，试图以“国际四大”的背书增强投资者信心。

上市路径的摇摆同样耐人寻味。富贵鸟2010年启动港股IPO计划，2012年临时转向A股；在A股IPO暂停和财务核查启动后，公司未提交自查报告，并于2013年5月撤回A股材料后重返港股。“港股-A股-港股”的反复，一方面反映公司对上市时机与地点的内部分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财务规范性可能面临的压力。IPO完成后，林氏家族仍保持绝对控股，公众持股比例有限：控制权更稳固，但外部治理机制的制衡空间随之收窄。

（3）多品牌矩阵与业务多元化尝试

上市后的富贵鸟开始了激进的多元化扩张。在鞋业主业方面，公司推出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子品牌，尝试拓展女鞋、童鞋等品类，但市场反响平平。在跨界投资方面，富贵鸟先后涉足互联网金融、小额贷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其中金融投资板块的扩张尤为激进——公司参与了多家P2P平台、小额贷款公司的投资，并通过复杂的关联交易结构将上市公司资金输送至这些体外项目。

这种“脱实向虚”的转型尝试反映了传统制造业面对行业衰退时的焦虑与迷茫，也暴露了公司战略决策机制的致命缺陷：缺乏对新业务领域的专业认知和风险评估，过度依赖创始人个人判断，投资决策与资金管控严重脱节。这些多元化投资的失败，不仅未能创造预期收益，反而成为资金黑洞和财务造假的温床——为掩盖投资亏损和资金占用，管理层不得不持续编造虚假财务数据，形成“造假-掩盖-更大造假”的恶性循环。

（三）高光时刻

（1）IPO募资表现与市场热捧

富贵鸟2013年IPO获得了市场的积极认购，公开发售部分超额认购约3倍，国际配售也获得多家知名机构参与。募资所得资金主要用于开设新门店、升级信息系统、增强品牌推广等用途。然而，后续监管调查发现，部分募资资金的使用存在变更用途、违规拆借等问题，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存疑。

IPO的成功为富贵鸟后续的发债融资奠定了基础。2014年，公司成功发行“14富贵鸟”公司债券，募资8亿元，票面利率6.3%，在当时的信用债市场中属于较低水平。这一“优质发行人”地位的获得，既源于公司表面的财务稳健，也受益于“港股上市+四大审计”的双重背书。

（2）“白马股”标签与机构投资者青睐

2013-2015年间，富贵鸟被多家券商研究机构覆盖，普遍给予“买入”或“增持”评级，被视为港股消费板块中的“白马股”。这一标签的形成基于公司看似稳健的财务表现：营收保持增长、利润率稳定、分红比例可观、资产负债率可控。部分机构投资者将其作为核心持仓，配置于消费主题基金或红利策略组合中。

后来的事实表明，“白马股”形象很大程度上由系统性财务造假所支撑。机构投资者在尽职调查上存在明显短板：对审计报告和公开披露依赖过重，缺乏独立核查；对行业趋势与公司竞争力的分析停留在表层，未能捕捉基本面恶化的早期信号；对控股股东行为与关联交易关注不足，资金占用的蛛丝马迹被忽略。“毕马威信仰”——把国际“四大”的审计品牌等同于重大错报风险的天然屏障——最终成为集体踩雷的重要心理因素。

（3）市值巅峰与创始人财富效应

富贵鸟上市后的市值高光出现在2014年，最高时超过150亿港元，林和平、林和狮兄弟的身家随之水涨船高，多次登上各类富豪榜单。市值与财富的快速膨胀，既是家族企业资本化的结果，也反过来塑造了行为激励：为维持市值与股权质押融资空间，控股股东有强烈动机维系“业绩稳定”的表象；在经营压力加剧时，管理层更倾向于用财务造假替代坦诚披露，以保全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当市值管理的目标逐渐凌驾于真实经营与长期发展之上，价值观的错位便成为本案最值得深思的教训之一。

（四）压力初现

（1）传统鞋业衰退与电商冲击的双重挤压

2014年后，富贵鸟所处的传统鞋业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变化。休闲时尚趋势演变使正装皮鞋需求持续下滑，公司核心品类受到直接冲击；电子商务快速崛起，天猫、京东等平台改变了鞋类零售的渠道格局，富贵鸟以线下门店为核心的渠道体系优势不再；快时尚品牌和新兴互联网鞋企的崛起，以更快上新速度、更具性价比产品、更贴近年轻消费者的设计，对传统品牌形成替代效应。

富贵鸟的应对显得迟缓而无力。据报道，在淘宝双十一销售额突破350亿元时，富贵鸟管理层竟公开宣称**“**电商是低价假货平台，我们不参与”。这种轻视与傲慢使公司错失最佳转型窗口，直到2015年才仓促上线天猫店，却因服务欠缺、设计老旧而销量惨淡。2014-2015年，公司营业收入从23.35亿元降至20.42亿元，净利润从4.5亿元降至3.92亿元，呈现加速下滑态势。

（2）2014-2015年盈利能力下滑的财务信号

财务数据清晰记录了富贵鸟的衰退轨迹。2014年净利润4.5亿元，同比增长放缓；2015年降至3.92亿元（同比-13.09%）；2016年骤降至1.63亿元（同比-59.16%）；2017年上半年首次出现净亏损1088.7万元。毛利率从2013年的41.2%降至2015年的36.8%，库存周转天数大幅延长，经营性现金流由正转负。

这些预警信号在当时的公开披露中被系统性遮蔽：公司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成本、虚构交易等手法维持报表利润的“稳定增长”，并通过隐瞒担保、掩盖资金占用维持资产负债表“健康”的外观。即便如此，对具备专业分析能力的投资者而言，若回到当时的财务报表仍能捕捉到异常——经营现金流与净利润持续背离，应收账款与存货异常增长，其他应收款大幅波动，以及利息收入与存款规模不匹配等。但在“白马股”光环与市场乐观情绪的叠加下，这些信号被普遍忽视。

（3）战略转型困境：从制造业向金融投资跨界的风险累积

面对主业的增长瓶颈，富贵鸟管理层选择了**“跨界投资”而非“**主业革新”的应对路径。2015年起，公司先后投资或设立了10家投资类企业，涵盖P2P平台（共赢社、叮咚钱包）、小额贷款、融资租赁、矿业公司等领域。这些投资的共同特征是：与主业无协同、信息披露不充分、实际资金流向隐蔽。

P2P平台投资的失利尤具代表性。2015年5月，富贵鸟以1000万美元战略投资P2P平台“共赢社”；同年10月，入主理财平台“叮咚钱包”成为大股东。随后，2017年4月“共赢社”停止运营，2019年8月“叮咚钱包”被厦门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上述投资不仅造成直接资金损失，也为资金挪用提供了通道——上市公司资金以“委托贷款”“预付款”“投资款”等名义划出，实际流向控股股东控制的关联企业。

（4）控股股东资金需求与上市公司资源输送的动机萌发

富贵鸟财务造假的深层动机，在于控股股东林氏家族的资金需求与上市公司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上市后，林氏家族通过股权质押、关联交易、资金拆借等多种方式从上市公司获取资金支持，用于个人投资、体外项目和其他用途。2014年后，随着金融投资板块的扩张和部分项目的资金紧张，这一资源输送需求急剧增加。

围绕控股股东的资金需求，同时为避免触发信息披露义务与监管关注，管理层搭建了更为复杂的资金通道与交易结构。以上市公司定期存款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质押担保，是其中最核心的安排：银行向被担保方发放贷款，富贵鸟定期存款作为质押；一旦被担保方违约，银行即可直接划扣存款代为清偿。“担保-代偿-资金占用”的循环，使上市公司逐步沦为控股股东的融资平台，而财务报表则通过隐瞒担保、虚增货币资金流动性等手法进行粉饰。造假动机的强度，与控股股东体外投资的资金缺口以及上市公司再融资维持运转的紧迫性呈正相关。

第二章 大厦倾覆：造假暴雷全过程与市场海啸

（一）引爆点：多重导火索的叠加

（1）内部引爆：财务总监陈伟盛与高管层的内斗与举报

富贵鸟财务造假的内部引爆，源于公司高管层的权力斗争与利益冲突。财务总监陈伟盛作为公司财务信息的直接负责人，在2016-2017年间与控股股东在资金运作、信息披露等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陈伟盛拥有香港会计师公会执业资格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七年审计背景，对财务合规性具有专业判断能力，其抵制态度成为造假链条的关键裂痕。

2016年10月，公司秘书及授权代表陈伟胜（下文亦写作陈伟盛）辞任，由郑少荃接任；时隔3个月，郑少荃亦辞任。2016年11月，五名合计占股3.19%的股东提请董事会罢免两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和公司核数师。2017年3月，财务总监陈伟盛宣布辞任。这一系列人事动荡的背后，是管理层对财务信息披露真实性的严重分歧。

更具标志性的是，前独立非执行董事龙小宁和陈华敏公开披露的辞任理由，将问题直接指向财务合规：其中包括公司未就事实资料回复香港联交所查询、延迟刊发财务报告及复牌原因、以及对公司财务资料和2016年中期业绩存在意见分歧等。陈华敏在2016年11月10日至2017年6月14日期间，向香港联交所及香港证监会举报公司和执行董事失责行为，成为监管调查的重要线索。高管层面的公开分裂往往意味着风险已逼近临界点——当利益分配失衡或法律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曾经的“共谋者”便会转向自保。[2]

（2）中介引爆：毕马威辞任审计师与无法表示意见的预警

2016年，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辞任，是富贵鸟危机公开化的关键节点。作为公司2013年上市以来的审计机构，毕马威在2014年和2015年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然而，在2016年审计工作启动后，毕马威发现了若干重大异常：将军山垃圾场火灾导致大量原始凭证灭失，审计证据严重不足；大额资金往来的商业实质难以核实；担保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存疑。

2016年8月26日，毕马威向富贵鸟发函提及担保事项。2017年2月，毕马威在对富贵鸟2016年中期财务数据进行审阅时，“首次有资料显示本公司一家附属公司可能曾将其存款质押予相关银行，以就本公司关联人士借取的贷款提供担保”。这一**“**首次发现”的表述，无异于对前两年审计工作的自我否定——若2014年和2015年的审计程序充分适当，如此大规模的定期存款质押担保不可能完全不留痕迹。

2017年3月17日，毕马威辞任香港核数师；2017年4月11日，毕马威华振不再担任境内审计师，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接任。中汇的任期（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同样以失败告终：2018年5月30日，中汇出具《不接受聘任函》，以“项目、人手和时间安排等因素”为由拒绝继续审计。2018年7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接任，但同样未能完成2017年度审计。一年内三次审计机构变动在上市公司中极为罕见，本身就足以说明财务信息质量已出现系统性坍塌。

（3）监管引爆：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交易所问询函

2016年起，监管介入逐步升级。香港联交所多次向公司发出问询函，要求就审计意见变更、资金往来、担保情况等事项作出说明。2017年5月18日，福建证监局出具警示函，认定“子公司于2014年至2016年度，发生了多笔对公司的母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担保，但富贵鸟却并未披露”。同年9月6日，福建证监局再次出具警示函，进一步指出公司“新增对外担保未履行临时公告义务”“未在定期报告中完整披露对外担保情况”“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资金拆借情况”。

2018年3月21日，富贵鸟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和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违法违规，被正式立案调查。随着调查深入，隐瞒巨额担保、虚假披露货币资金、关联方交易“非关联化”等违法事实逐步浮出水面。其后，2020年7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对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年1月29日，进一步发布对林和平、林和狮等21名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区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同时，也对相关当事人的申辩意见作出处理。

（4）外部引爆：债券持有人质疑与媒体深度调查

债券持有人的集体行动加速了事件曝光。2018年2月，作为“14富贵鸟”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国泰君安公告，富贵鸟及其子公司存在大额违规对外担保事项及资金拆借事项，截至2018年2月28日资金拆借金额合计至少42.29亿元，至少存在49.09亿元资产金额很可能无法收回。这一披露触发了交易所的系列问询，也引起媒体的深度跟进。

财经媒体的调查报道持续揭示关键细节：界面新闻《富贵鸟破产，一场大火背后的局中局》首次详细披露将军山焚证事件；澎湃新闻《富贵鸟公司债暴跌背后》系统梳理担保黑洞与资金挪用链条。这些报道形成舆论监督压力，与监管调查形成共振，推动事件全面公开化。[16]

（二）暴雷形式：从信用崩塌到流动性枯竭

（1）2018年4月**“**14富贵鸟”债券实质性违约

2018年4月23日，富贵鸟未能按期支付“14富贵鸟”公司债到期本息，构成实质性违约。这一违约具有标志性意义：富贵鸟成为港股市场上首家违约的鞋业上市公司，打破了**“**消费品牌不会违约”的市场迷信；违约金额约8亿元，涉及超过200家债权人，包括天弘基金、申万宏源、创金和信基金、第一创业证券、中融基金等金融机构；违约直接触发交叉违约条款，导致公司全部债务加速到期，流动性彻底枯竭。

违约的根本原因在于担保履约引发的资金划扣——2017年1月至7月，富贵鸟发生担保履约，银行存单被划转16.15亿元用于归还被担保人的借款；2018年2月，再次发生担保履约1.58亿元。截至2017年底，公司可动用的活期存款及流动资金不足1亿元，与账面21.95亿元货币资金形成强烈反差。所谓“有钱还不起”的悖论，正是财务信息失真与资产流动性误判叠加后的结果：信用评估建立在错误披露之上，真相暴露时便会在短时间内转化为极端负面。

（2）2017年度业绩预告的**“**变脸”与巨额亏损披露

富贵鸟的信息披露出现了剧烈的**“业绩变脸”。2017年上半年，公司首次出现净亏损1088.73万元，同比骤降107.7%。由于审计机构更迭与财务资料缺失，2017年年度报告长期无法披露，直至2018年6月公司公告预计短期内仍无法披露。这一“**无法审计”状态，是财务造假最极端的后果——即使监管介入，也因原始凭证焚毁而难以完整还原真相。

业绩**“**变脸”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它不仅意味着公司过往财务数据的不可信，更表明管理层在信息披露上的持续欺骗；它不仅导致股价的暴跌，更引发了投资者对审计机构、保荐机构等中介责任的追究。

（3）资金链断裂公告与债务危机公开化

2018年，富贵鸟多次发布公告，承认公司面临严重的资金链紧张和债务危机。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诉讼仲裁缠身等具体情况逐步公开，标志着公司信用体系的全面崩塌。2018年7月26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国泰君安申请富贵鸟重整一案，试图通过司法程序挽救企业。

然而，重整努力以失败告终。重整计划草案因清偿率过低两次表决未获通过——第一次普通债权清偿率仅为2.5%，第二次也仅为2.8%。2019年8月23日，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告富贵鸟破产。从**“财务困难企业”到“事实违约主体”再到“**破产清算”，富贵鸟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17]

（三）连锁反应：资本市场的多米诺效应

（1）股价崩盘路径：从发行价到**“**仙股”的坠落轨迹

富贵鸟的股价崩盘是港股市场近年来最惨烈的个案之一。2013年IPO发行价10.98港元，2014年最高时曾超过20港元，市值超过150亿港元。2016年9月1日起停牌，停牌前股价已跌至3.88港元，市值缩水约70%。2018年3月复牌后，股价直接雪崩，从100元停牌价跌至15元，4个交易日内跌幅高达91%。2019年退市前，股价已不足0.25港元，较发行价跌幅超过95%。

更具悲剧性的是林国强（联合创始人之一）的子女——2017年6月林国强去世后，其子女在法庭宣布放弃继承父亲所有财产，原因是遗产实为巨额债务和一连串诉讼。这一细节揭示了财务造假对家族财富的毁灭性打击。

（2）债券价格暴跌与持有人集体诉讼

“14富贵鸟”债券的价格波动是信用风险定价失效的典型案例。发行时票面利率6.3%，在当时的信用债市场中属于较低水平，反映了市场对公司信用资质的乐观评估。2016年审计意见变更后，债券价格开始下跌；2018年违约前，债券价格已跌至30-40元区间；违约后，债券价格跌至10元以下。

破产清算中，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仅为2.49%，部分债权人甚至收到**“以鞋抵债”的方案——100元债权换取1.11元现金和1.63元购物券。债券持有人发起的集体诉讼，将富贵鸟公司、控股股东、审计机构毕马威等列为被告。2023年，相关案件终审判决毕马威按2%-3%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约270万元，开创了国际“**四大”在债券虚假陈述案中承担民事赔偿的先例。

（3）信用评级下调与融资渠道全面冻结

富贵鸟的信用评级经历了断崖式下调。东方金诚对富贵鸟主体评级从AA级连续下调至C级（违约级）。评级的下调直接切断了公司在债券市场的再融资渠道，银行贷款也面临抽贷和压缩。2018年4月20日，违约前夕下调至BB级；2018年4月24日违约后，进一步下调至CC级。这种”评级下调-融资困难-流动性恶化-评级进一步下调**“**的恶性循环，是信用风险自我实现的典型机制。

（4）2019年8月香港联交所强制退市

2019年8月26日上午9时，香港联交所正式取消富贵鸟的上市地位。退市的原因在于公司未能满足复牌条件：长期停牌、无法披露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持续无法表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未能有效整改。富贵鸟成为港股市场上因财务造假而退市的典型案例，其教训被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反复援引。

第三章 核心拆解：造假动机、手法与审计失职

（一）造假动机：压力-机会-自我合理化三角

（1）业绩压力：维持**“**白马股”形象与再融资需求

富贵鸟财务造假的首要动机，在于维持其“白马股”的市场形象和由此带来的再融资便利。2014年后，公司真实经营业绩已开始下滑，但若如实披露，将触发估值下调、股价下跌、融资成本上升等一系列负面后果。为维持**“**业绩稳定增长”的表象，管理层通过虚构收入、推迟确认成本、隐瞒担保损失等方式粉饰报表。

这一业绩压力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每一期的造假，都增加了下一期“填平”的难度，迫使管理层持续加大造假力度，形成“造假惯性”。从再融资需求看，富贵鸟在2014年发行**“**14富贵鸟”债券后，仍有持续的融资计划，良好的财务表现是获取投资者认可和监管批准的前提条件，这进一步强化了造假的动机。

（2）市值压力：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资金链维系

市值压力是驱动财务造假的另一重要动机。林氏家族作为控股股东，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大量质押，用于个人融资和体外项目投资。股权质押的融资规模与股价水平直接挂钩，股价下跌将触发追加保证金或强制平仓的风险。为维护股价稳定，管理层有强烈的动机维持公司**“**业绩优良”的财务形象，避免负面信息对市场的冲击。

更为严重的是，部分质押融资资金被用于掩盖前期的投资亏损和资金占用，形成“以新还旧”的资金链游戏，这一游戏的持续运转完全依赖于财务造假所支撑的信用假象。一旦造假被识破或资金链断裂，整个体系将瞬间崩塌。

（3）合规压力：避免退市风险警示的底线博弈

虽然富贵鸟在港股上市，不适用A股的ST/*ST制度，但香港联交所的停牌、除牌规则同样构成合规压力。公司若出现重大财务亏损、审计意见否定、信息披露违规等情况，可能面临停牌甚至除牌风险。2016年后，随着真实经营状况的恶化和审计问题的暴露，管理层面临越来越大的合规压力，被迫通过更加激进的造假手段来“拖延时间”，期待外部环境好转或找到**“**接盘方”。

（4）自我合理化：“暂时性手段”“为公司利益”的心理建构

财务造假行为的持续，离不开管理层的心理自我合理化机制。林和狮在法庭供述中透露，富贵鸟在2014年之前就已经“为公司增加业绩而购买增值税发票”，这一供述揭示了造假行为的历史纵深。相关责任人员事后辩称，造假是**“暂时性手段”，目的是“度过难关”“保护公司”“维护员工利益”，承诺“**以后会用真实业绩弥补”。

这些说辞虽然难以改变法律定性，但反映了造假者常见的心理路径：从“微小修饰”开始，逐步滑向“系统性造假”；将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混为一谈，将违法行为“道德化”；对被发现的风险抱有侥幸心理，对后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这种心理滑坡效应，是企业管理者需要高度警惕的。

（二）造假手法图谱：系统性财务欺诈

（1）负债端造假：隐瞒对外担保与或有负债

数据来源：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富贵鸟最核心的造假手法，是系统性地隐瞒巨额对外担保。这些担保的共性特征包括：担保对象多为林氏兄弟控制的关联企业或存在隐蔽关系的第三方；担保事项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担保合同未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通过隐瞒担保，富贵鸟将上市公司的信用资源输送给控股股东，同时避免了负债表内化对财务指标的恶化影响。

（2）资产端造假：货币资金受限情况的虚假披露

富贵鸟在资产端的造假，集中于货币资金项目的虚假披露。公司账面显示的大额货币资金，实际上已被用于定期存款质押、司法冻结等受限用途，不具备随时可动用的流动性。2015年末，公司披露货币资金21.95亿元，但实际可动用资金不足1亿元。

这一**“**虚实背离”的识别，需要审计机构和投资者实施穿透核查：不仅关注货币资金的账面余额，更要核实资金的存在形式、受限情况、与利息收入的匹配性。定期存款质押是富贵鸟掩盖资金受限的主要手段——公司将大额资金存入银行定期存款，同时以该存款为质押，为控股股东或关联方的融资提供担保。这一操作在会计处理上具有隐蔽性：定期存款仍列示为货币资金，质押担保不进入表内负债。

（3）关联方交易非关联化：资金输送的隐蔽通道

富贵鸟通过**“关联方交易非关联化”的手法，将上市公司资金输送至控股股东及体外项目。林和平100%控股的中大矿业控股有限公司，通过香港天鹏矿业有限公司持有福建省富贵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这一系列架构使关联交易在形式上转化为“**第三方”交易，规避了关联交易的审议与披露要求。

资金拆借42.29亿元的实际流向，很可能通过这些隐蔽通道进入控股股东控制的房地产、矿业项目。这种**“**形式合规、实质违规”的操作，单笔交易在合同文本、审批程序上可能符合内部制度，但交易的商业实质、定价公允性、风险承担安排存在严重问题。

（4）收入确认操纵：跨期调节与虚构交易

2014年12月至2016年12月间，富贵鸟从广东、浙江、江苏、河北、河南等省16家供应商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2510份，票面金额约3.84亿元。这一规模反映了收入端造假的长期性与系统性——通过购买增值税发票，公司虚构销售交易，在账面形成**“**真实”的收入记录与税务凭证。

收入操纵的手法包括：提前确认收入，将未达到确认条件的销售计入当期报表；虚构交易，与关联方或配合客户签订虚假销售合同；跨期调节，通过控制发货和开票时间，平滑各期收入波动。由于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这种造假手法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常规的审计程序难以识别。2016年的焚证行为，正是为了销毁这些可能暴露虚构交易的证据。[10]

（三）审计失职：毕马威的“看门人”失守

（1）函证程序失效：18.49亿元定期存款未函证质押情况

毕马威在富贵鸟审计中的核心失误，在于货币资金函证程序的严重违反。根据福建证监局2018年9月出具的警示函，毕马威及相关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富贵鸟2014年和2015年公司债券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对于其在部分银行的总额为18.49亿元的定期存款“是否被质押、用于担保或存在其他使用限制”未实施函证，也未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未函证的理由。[3][8]

这一程序缺陷的性质极为严重：函证定期存款的受限情况，是审计准则明确要求的基本程序，属于“不可逾越的底线”。毕马威作为国际**“四大”事务所，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引发了市场对审计质量的广泛质疑。资深注册会计师刘志耕指出，“询证定期存款的资产受限情况属于函证的常规内容”，毕马威“**极有可能屈从于发行人并提供了定制化的函证服务，格式函证被‘阉割’”。

具体而言，毕马威的函证遗漏包括：

数据来源：福建证监局警示函[3]

（2）职业怀疑缺失：对异常资金往来与担保迹象的忽视

毕马威的审计失败不仅在于程序层面的遗漏，更在于职业怀疑精神的系统性缺失。富贵鸟的财务报表中存在多项明显异常信号，但审计团队未能保持应有的警觉：

注：本表所列异常信号基于公司公告与监管文件等公开资料归纳，旨在提示识别思路，便于读者对照检验。

这些异常信号若得到充分关注，本应引导审计师发现担保隐瞒与资金占用的线索。然而，毕马威2014年和2015年均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声称“已获取充足及适当的审计凭证”，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与内部控制给予了正面评价。

（3）关联方识别失败：未穿透核查隐蔽关联关系

毕马威在关联方审计中的失败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未能有效识别隐蔽的关联方关系，二是未能穿透核查关联方交易的实质。富贵鸟的关联网络（中大矿业-香港天鹏-福建富贵鸟矿业）具有典型的“红筹架构”特征，审计中应执行穿透核查程序——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分析股东及关键管理人员背景、追踪资金往来对手方、关注异常交易模式等。[9]

然而，毕马威未能建立有效的关联方识别机制，导致大量关联方担保被当作“非关联担保”处理，进而在信息披露中被隐瞒。这一失败可能与审计范围受限（如拒绝提供境外主体资料）有关，但审计师应就此出具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而非标准无保留意见。

（4）2014-2015年标准无保留意见与事实的严重背离

毕马威对富贵鸟2014年、2015年财务报表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与后续暴露的巨额担保隐瞒、资金占用、财务欺诈形成强烈反差。这一审计失败的后果是：投资者基于错误的审计意见做出投资决策，债券持有人承担了本可识别的信用风险，市场定价机制被严重扭曲。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2016年中期审阅时毕马威“发现”了担保问题，却未能追溯评估前期审计的可靠性，反而在富贵鸟拒绝提供资料后选择辞任。这种**“**事后发现、事前失察”的模式，暴露出项目质量控制的失效——若审计师在2014年或2015年即保持充分职业怀疑，担保隐瞒本可更早暴露，后续的大规模债券发行和投资者损失可能得以避免。

第四章 血色预警：系统性复盘造假识别信号

（一）财务维度红色警报

（1）勾稽关系异常

高额货币资金与经营现金流持续背离是富贵鸟最核心的异常信号。公司账面显示数十亿元货币资金，但经营活动现金流长期低迷甚至为负，这种**“**有钱却不赚钱”的现象与正常商业逻辑严重不符。健康的财务结构下，货币资金的积累应当来源于经营活动的现金盈余，而非筹资活动或账面数字的游戏。

利息收入与存款规模的匹配性分析是识别资金受限或虚构的有效工具。若公司披露的货币资金余额巨大，但利息收入明显偏低，可能暗示：资金存在时间较短（如期末临时调入）、资金已被质押或冻结（不产生利息收入）、或资金根本不存在（虚构数字）。富贵鸟的利息收入与其21.95亿元货币资金规模相比，存在明显的匹配性不足。

有息负债与财务费用的异常波动同样值得关注。若公司有息负债规模稳定或下降，但财务费用大幅上升，可能暗示存在表外负债或隐性融资成本；反之，若有息负债高企但财务费用偏低，可能暗示利息资本化不当或费用隐瞒。富贵鸟在隐瞒巨额担保的同时，其表内有息负债和财务费用的表现相对“正常”，这种“表内平稳、表外汹涌”的结构是识别表外负债风险的重要线索。

（2）比率异常

注：本表为对富贵鸟披露信息与监管结论的对照梳理，用于呈现差异点及其可能的风险指向。

（3）报表项目异常

“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是财务造假的“垃圾桶”科目。富贵鸟通过这些科目进行资金拆借、关联方往来、投资预付款等操作，金额异常增长且内容含糊。审计机构和投资者应当对这些“其他”科目保持高度警惕，要求管理层提供明细清单、交易对手方信息、商业实质说明。

受限资产的披露不充分是富贵鸟案例中的关键风险信号。公司在财务报表中未单独列示受限货币资金，也未在附注中充分披露质押担保的具体情况，导致投资者对公司资产流动性的误判。识别这一信号，需要仔细阅读财务报表附注的“或有事项”“承诺事项”“资产权利受限情况”等章节。

（二）非财务维度红色警报

（1）公司治理信号

注：本表所列主要问题来自监管检查披露内容，侧重呈现审计程序层面的缺口与风险后果。

审计师的辞任是资本市场最强烈的警示信号之一。毕马威2016年的辞任，若被更早关注和解读，或许能帮助部分投资者避免后续损失。投资者应将审计师辞任视为**“红色警报”，特别是当辞任理由涉及“**无法获取审计证据”“管理层限制审计范围”等表述时。

（2）商业行为信号

复杂关联交易与资金往来是富贵鸟的显著特征。公司担保对象高度集中，且多为成立时间短、注册资本低、无实际经营业务的**“**壳公司”，这些特征应触发深度尽职调查。识别隐蔽关联关系，需要追踪重大交易对手方的股权结构、注册信息、经营范围，判断其是否构成实质关联方。

异常担保行为与对外资金拆借是资源输送的主要渠道。若公司对外担保规模远超净资产、担保对象与主业无关、担保决策程序不规范，均应当引起高度警惕。资金拆借的识别更为隐蔽，需要关注其他应收款、委托贷款、预付款等科目的异常变动。

（3）管理层行为信号

控股股东高比例股权质押是富贵鸟的重要预警信号。林氏家族的股权质押比例虽未完全公开，但从其资金需求与造假动机推断，质押比例一度处于高位。股权质押比例过高，意味着控股股东资金链紧张、对股价维护有强烈动机、且面临强制平仓风险。

高管减持与内部人抛售是**“知情者”用脚投票的信号。富贵鸟案例中，林氏家族在2014-2015年间的部分减持行为，事后被质疑为“提前套现”。更为极端的是，林国强去世后其子女放弃继承全部财产，原因是遗产实为巨额债务和诉讼——这一“**内部人逃离”信号，比任何财务指标都更具预警价值。

（三）审计应对：关键程序强化清单

注：以下建议依据审计准则要求并结合富贵鸟案例中暴露的关键缺陷提炼，侧重可操作的审计改进要点。

第五章 秋后算账：处罚结果、利益波及与事件后续

（一）监管处罚全景

（1）公司层面：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与市场禁入

2019年8月，中国证监会对富贵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2014年年度报告未披露对外担保13.25亿元；2015年年度报告未披露对外担保17.78亿元及银行借款1.65亿元；2016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对外担保23.04亿元及银行借款1.9亿元。处罚结果为：对富贵鸟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

2024年1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对林和平、林和狮等21名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区分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林和平、林和狮给予警告，分别处以罚款，并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其他责任人员根据参与程度分别处以警告、罚款及市场禁入。

（2）个人层面：责任人员的刑事与民事责任

林和狮的刑事责任：2020年8月一审判决认定，林和狮犯有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挪用资金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这一判决从司法层面确认了焚证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也为后续投资者民事索赔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

财务总监陈伟盛的香港证监会诉讼：2024年2月，香港证监会在原讼法庭取得针对陈伟盛的取消资格令，未经法庭许可，陈不得担任富贵鸟或香港任何法团的董事或参与管理，为期两年。法庭认定，陈伟盛作为财务总监及公司秘书，严重怠忽职守，没有确定富贵鸟的存款是否被质押给银行，也没有监察公司的财政状况，即使在核数师和法证调查人员发现未经披露的存款质押后，也没有跟进事件。[5]

（3）中介层面：毕马威的民事赔偿责任

毕马威在“14富贵鸟”债券诉讼中被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23年，相关案件终审判决显示，毕马威按2%-3%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约人民币270万元，案款已履行完毕。主要原告及索赔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界面新闻、新浪财经等公开报道

2%-3%的赔偿比例显著低于投资者实际损失，反映了司法实践对审计机构**“过失”与“**故意”的区分，以及对因果关系链条的审慎认定。尽管如此，这一判决仍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债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中被判承担民事赔偿的首例。

（二）利益相关者创伤

（1）直接受害者

投资者：股价损失与债券违约的血本无归。股票投资者从IPO认购到退市，损失超过95%；债券持有人本金损失超过98%，部分机构**“**血本无归”。中再资产确认债权6511万元，破产分配仅获139万元，实际损失超过6300万元。

员工：裁员、失业与薪酬拖欠。公司破产后大规模裁员，部分员工工资、社保未足额支付；核心团队流失，职业发展中断。

（2）间接波及者

注：本节内容为对富贵鸟事件关键节点的再梳理，用以服务后文关于制度与治理的讨论。

（三）事件后续与终局

2019年8月26日，香港联交所正式取消富贵鸟上市地位，一代“中国真皮鞋王”黯然离场。（联交所公告显示：上市委员会于2019年8月9日作出取消上市决定，并于2019年11月25日上午9时生效。）2019年10月，富贵鸟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20年，核心资产（品牌、渠道、存货）被拍卖处置。“富贵鸟”品牌本身仍具有一定价值，被其他企业收购并尝试复兴，但上市公司主体已彻底消亡。[4]

投资者索赔诉讼进展缓慢。由于公司资产已被严重掏空，破产清算所得优先用于支付职工工资、税款等，普通债权人的清偿率极低。部分债券持有人对毕马威提起的民事诉讼，成为追究中介责任的罕见案例，但赔偿金额与损失规模相比杯水车薪。[7]

第六章 镜鉴未来：从个案到普遍的反思与启示

（一）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重构

董事会独立性与审计委员会实质化运作。富贵鸟案例揭示了**“**形式独立、实质附庸”的董事会文化——独立董事虽占席位，但无法阻止造假决议。核心建议：独立董事应占董事会多数席位，审计委员会主席由具有财务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担任，赋予其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的权力。

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建设。富贵鸟的内部审计未能发现或报告担保隐瞒、资金占用等重大违规。核心建议：内部审计部门直接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具有不受限制的调查权限，内部审计负责人的任免需经审计委员会批准。

控股股东行为约束与资金占用防范机制。建立“防火墙”机制：关联交易的事前审批与独立董事专项意见；大额资金往来的实时监控系统；违规占用的法律追责与民事赔偿。关键制度：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零容忍”政策，一经发现立即启动调查与追偿。

（二）审计质量提升路径

审计质量提升并非单靠“增加程序”即可完成，而是需要在业务承接、风险评估、证据获取与质量控制链条上同步加固。以下路径基于案例教训与行业最佳实践归纳。

技术赋能的前沿方向：运用数据分析技术对全量交易数据进行异常检测，替代传统的抽样审计；利用外部数据源（税务、社保、物流、用电等）进行交叉验证；建立审计质量大数据监测平台，对审计机构的客户结构、意见类型、处罚记录实施动态监控。

（三）行业共性问题与监管完善

传统制造业转型中的财务风险识别值得持续关注。富贵鸟并非孤例——2013年至2023年间，中国服装纺织行业发生多起财务造假案件，包括柏堡龙（2013-2018年虚增营业收入12亿元）、新野纺织（2016-2022年虚增营收57亿元）、起步股份（2018-2020年虚增营收3.62亿元）等。这些案件呈现出相似的可操纵空间：存货计价与跌价准备计提的主观性，收入确认时点与金额的弹性，以及关联交易与资金占用的隐蔽性。

跨界投资与金融化运作的监管关注。富贵鸟的**“脱实向虚”转型——从鞋业制造向P2P平台、小额贷款、矿业投资跨界——是传统制造业风险累积的典型路径。监管建议：加强对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担保、资金拆借等行为的审查；对金融投资与主业无协同、信息披露不充分、资金流向隐蔽的项目实施重点监控；建立跨界投资的“**负面清单”制度。

违法成本提升与民事赔偿制度完善。富贵鸟案中，公司层面罚款上限60万元（2019年修订前标准），与违法行为严重性明显不匹配；审计机构2%-3%的赔偿比例，与投资者实际损失相比威慑不足。制度完善方向：引入集体诉讼与惩罚性赔偿；提高行政处罚力度，对重大审计失败适用罚款、暂停业务、市场禁入等严厉制裁；强化刑事追责，对故意参与造假、严重违背职业操守的审计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

（四）企业管理者的行动清单

1.建立财务造假的“零容忍”文化：从高层做起，明确诚信是企业的底线价值；将合规纳入绩效考核，与薪酬晋升挂钩。

2.构建多维度风险预警体系：整合财务指标（勾稽关系、比率分析、报表项目）、治理信号（审计师变动、董事会独立性、内部审计有效性）、市场信息（股价波动、舆情监测、举报线索），建立实时监控系统。

3.强化内外部审计的协同监督：保障内部审计独立性，赋予其直接向审计委员会报告的权限；审慎选择外部审计机构，关注具体项目团队的专业能力与执业记录，而非盲目迷信**“**品牌”；重视审计沟通，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快速响应、彻底整改。

4.培育吹哨人机制与内部举报渠道：设立匿名举报热线，保护举报人免受报复；建立举报事项的独立调查程序，对查实问题快速处置、公开通报；将吹哨人保护纳入企业合规政策，形成**“**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制度环境。

富贵鸟的陨落，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进程中的惨痛教训，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制度与监管的迭代。对企业管理者而言，诚信不是口号，而是可被制度化的约束：以治理结构提供制衡，以内部控制保证流程闭环，以监督机制压实责任边界，才能在经营压力上升时守住信息披露与资金安全的底线。将军山的那场大火，理应被记为对合规与审计职业怀疑的一次集体提醒，而不是被轻易淡化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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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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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林和平、林和狮等21人）〔2021〕71号[EB/OL]. (2021-09-07)[2026-02-06]. https://www.csrc.gov.cn/csrc/c101928/c1884412/content.shtml.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 关于对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彭菁、孙文举、吴吉祥、程艺佳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28号[EB/OL]. (2018-09-13)[2026-02-06]. https://www.csrc.gov.cn/fujian/c104054/c1076561/content.shtml.

[4]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 复核取消上市地位的决定[EB/OL]. (2019-08-22)[2026-02-06].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orgId=9900024675&announcementId=1206553157&announcementTime=2019-08-22.

[5]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关于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取消上市地位[EB/OL]. 2019-11-21[2026-02-06].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orgId=9900024675&announcementId=1207107780&announcementTime=2019-11-21.

[6]界面新闻. 富贵鸟“将军山大火”案判决：林和狮获刑7年罚15万[EB/OL]. (2020-08-14)[2026-02-06].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843362.html.

[7]界面新闻. “14富贵鸟”债券投资者索赔270万，毕马威承担2%连带责任[EB/OL]. (2020-07-15)[2026-02-06].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675772.html.

[8]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S/OL]. (2010-11-01)[2026-02-06]. https://www.cicpa.org.cn/zgcpa\_zxdt/202205/P020220530328000129424.pdf.

[9]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23号——关联方[S/OL]. (2010-11-01)[2026-02-06]. https://www.cicpa.org.cn/zgcpa\_zxdt/202205/P020220530328000131934.pdf.

[10]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S/OL]. (2019-02-20)[2026-02-06]. https://www.cicpa.org.cn/zgcpa\_zxdt/201902/P020190225511229686372.pdf.

[11]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S/OL]. 2022-01-05[2026-02-06]. https://www.cicpa.org.cn/xxfb/tzgg/202201/W020220120411482623217.pdf.

[12] 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EB/OL]. 巨潮咨询网. 2015-03-26[2026-02-06].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hke&orgId=9900024675&stockCode=01819&announcementId=1200747412&announcementTime=2015-03-26.

[13] 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EB/OL]. 2016-03-30[2026-02-06]. 巨潮咨询网.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hke&orgId=9900024675&stockCode=01819&announcementId=1202111428&announcementTime=2016-03-30.

[14] 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EB/OL]. 巨潮咨询网. 2017-05-31[2026-02-06].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hke&orgId=9900024675&stockCode=01819&announcementId=1203578109&announcementTime=2017-05-31.

[15] 中国证券报. “14富贵鸟”复牌首日大跌83%[EB/OL]. 2018-03-02[2026-02-06]. https://finance.sina.com.cn/money/bond/market/2018-03-02/doc-ifyrztfz6316023.shtml.

[16] 界面新闻. 富贵鸟破产：一场大火背后的局中局[EB/OL]. 2023-11-15[2026-02-06].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0390686.html.

[17] 澎湃新闻. 又一“鞋王”倒下：富贵鸟宣告破产退市，重整申请被法院驳回[EB/OL]. 2019-08-26[2026-02-0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25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