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制度演进为脉络，梳理了股份公司从欧洲商业合伙到东印度公司，再到现代公司法体系的四百年变迁。文章深刻揭示了公司制度作为“资本的制度”与“制度的资本”的双重性：它既是组织资本、分散风险、推动经济发展的理性工具；又可能异化为资本扩张与权力僭越的载体。通过荷兰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剖析，以及当代“安世事件”的映照，文章最终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能在资本效率与社会约束之间维持动态平衡，这是关乎现代文明走向的永恒命题。